“你在经历回忆。”他说，“想想我们去拜访你的老房子时发生了什么事。”我点了点头。“那个时候你想起了一些事情，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发生，我们可以激发更多回忆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你不一定要去。不过……嗯，我会说实话。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、作了安排。他们很高兴欢迎你去，欢迎我们去。什么时候都行。我只需要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动身了。我会和你一起去。如果你觉得痛苦或者不舒服，我们可以离开。会没事的。我答应你。”

“你觉得这可能会帮我好起来吗？真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不过有可能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你想什么时候去？”

他停下了脚步。我意识到停在我们旁边的车一定是他的。

“今天。”他说，“我认为我们应该今天去。”接着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“我们没有时间了。”

*****

我不一定要去。纳什医生没有强迫我同意去。可是，尽管我不记得这样做了——实际上记不起的东西太多了——我一定是答应了。

路途不长，我们沉默着。我什么也想不到，想不到什么可说的，没有什么感觉。我的头脑一片空白，干干净净。我把日志从包里拿出来——也不管我已经告诉纳什医生没有带——开始写最新的记录。我想把我们谈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。我静悄悄地地记着，几乎不假思索。停下车穿过有消毒水味道的走廊时我们没有说话，走廊闻起来像陈咖啡和新鲜涂料混杂在一起发出的气味。人们坐在轮椅上、吊着输液瓶从我们身边经过。墙壁上的海报有些脱落。头顶上的灯闪烁着发出嗡嗡声。我脑子里只有在这里度过的7年。那感觉像一生一般漫长，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。

我们在一扇双层门外停了下来。“费舍尔病房”。纳什医生按下墙上对讲机的一个按钮，对着它小声说了几句话。他错了，门打开的时候我想。我没有挺过那场袭击。打开那扇旅馆房间门的克丽丝·卢卡斯已经死了。

又是一扇双层门。“你没事吧，克丽丝？”他说。这时第一扇门在身后关上，把我们封在了两扇门之间。我没有回答。“这是安全病房区。”我突然确信身后的门是永远关闭了，我再也出不去了。

我吞了一口唾沫。“我知道了。”我说。里层的门正在打开，我不知道会在门后面看见什么，也简直不敢相信我曾经在这里待过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他说。

一道长长的走廊。我们经过时，走廊的两侧开着一些门，我可以看到门后是带玻璃窗户的房间。每间屋子里有一张床，有的叠了被子有的没有，有的有人睡，大多数却是空的。“这里的病人病因多种多样。”纳什医生说，“有很多是精神分裂，不过也有双相障碍、急性焦虑、抑郁的。”

我看着一个窗口。一个女孩正坐在床上，赤身luǒ_tǐ地盯着电视。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男人，前后摇晃着，用两只胳膊抱着自己，似乎在抵御寒冷。

“他们都被锁起来了吗？”我说。

“这里的病人都是根据《精神健康法》关起来的，也叫做隔离。把他们放在这儿是为他们好，虽然违反了他们的意愿。”

“为了他们自己好？”

“是的。他们要么会给自己带来危险，要么会威胁到别人，必须把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。”

我们继续向前走。我经过一个女人的房间时她抬头看了看，尽管我们对上了目光，可是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什么表情，相反她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，眼睛一直看着我，当我向后缩了一缩时她又扇了自己一耳光。一幕图像从我的面前闪过——小时候去参观动物园时看见一只老虎在它的笼子里走来走去——我把幻觉赶开继续向前走，下定决心左右两边都不看。

“他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儿来？”我说。

“在此之前你被安置在普通病房里，跟其他人一样有张床位。那时有些周末你会在家里过，跟本在一起，可是你变得越来越难管了。”

“难管？”

“你会走丢。本不得不把屋子的大门锁起来。有几次你变得歇斯底里，坚信他伤了你，你是被强行锁起来的。当你回到病房后好了一阵子，可是后来你在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。”

“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办法把我关起来。”我说。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护理站。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正在一台计算机上输入东西。我们走过去，他抬起头说医生马上就来。他请我们坐下，我瞄了瞄他的脸——歪鼻子、金色耳钉——希望能有些线索找到一丝熟悉的感觉。什么也没有。这个病房似乎完全是陌生的。

“对了。”纳什医生说，“有一次你失踪了大概4个半小时。警察找到了你，在一条运河旁，你的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袍子。本不得不去警局接你。你不肯跟任何一个护士走，他们没有选择。”

他告诉我那以后本马上着手张罗给我换病房。“他认为精神科病房不是最合适你的地方。他是对的，真的。你对你自己或者其他人都没有危险，整天跟病情比你严重的病人在一起甚至可能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。他写信给医生、医院院长、你的下院议员，可是没有别的去处。”

“接着，”他说，“有个给脑部受重伤的人开设的住宿中心成立了。他努力游说，有人对